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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知“创新驱动”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什么?

 “创新驱动”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什么?

——又读黄奇帆《当下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

  

(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、中国作家恊会会员)

 

真的喜歡黃奇帆先生!昨天刚刚接着他4月9日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演讲《新时代,国际贸易新格局、新趋势》,写了?#40644;?#39034;势而为,体行共生》,今天,又看了朋友GF君转发黄奇帆先生5月11日在“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”上报告《当下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》。

在这份报告中,黄奇帆铺垫性讲了“中国开放的五个时代特征”,继续从营商环境的视角,进一步确定了“自贸区的试验?#23616;?rdquo;之后,又重申了营商环境国际化、公开化、法治化的“八大要素”:1.准入前国民待遇2.不同企业之间统统按照负面清单管理3.要保护知识产权4.生態环境保护的要求;5.劳动力保障,权利方面的要求;6.同等国民待遇7.不应该有各种补贴8.开放一些以前不怎么开放的领域,或者开放度不够的领域(比如教育、卫生、文化,比如服务贸易、服务业、金融业等等)。

黄奇帆先生突出讲的这“八大要素”,不仅?#26434;?#20013;国过去“以开放促改革”中那种一面要求进入WTO、融入FTA,一面对WTO、FTA规则作“选择性与国际接轨”带来的弊端,具有十分鲜明的针对性,而且,这“八大要素”,对中国营商环境(硬环境、软环境)建设,具有指标体系意义,可谓难能可贵!

在报告的最后,这位重庆?#24615;?#24066;长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,不无动情地指出:“最终营商环境国际化会推动我们国家更大开放,融入国际社会。从这个意义上把这个事做好了,对我们国家应该说是有万利无一害。”

我想再接着黄奇帆先生的这个报告,说一点?#26434;?#19981;同的观点,并把昨天在《顺势而为,体行共生》一文中应当说而没?#20852;?#30340;意思,再表达出来,就教先进!

由于有个性差异(中国特色)地融入世界,是近代以來中國的必由之路不二法门,因此,“以外促内”——以开放促改革,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条成功經驗。

但是,强调“中国特色”(个性差异),并不是对国际规则进行“选择性搁置”,而是把中国“个性差异”即“中国特色”,转换成創新驱动的内在动力?这就涉及“营商环境国际化、公开化、法治化”的出发点和目?#23435;?#39064;。

我想说的是,营商环境国际化,并不只是为了“推动我们国家更大开放,融入国际社会”,而是要从根本上釋放中国社會、中国公民、中国政府“三大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”,使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!

众所周知,进入21世纪以来,中国一直在提“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”(江泽民),近年来讲“创新驱动”不绝于耳,但为什么并没有解决“李约瑟之谜”和“钱学森之问”?所谓熊?#35828;?#21019;新为什么依旧是一个问题?

这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題:作为一个国家,尤其是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的大国,“创新驱动”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什么?

毫无疑问,如果说,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都是思想力的结晶,那么,通过释放和发挥公民、社会、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,解放中国人的思想力,不仅是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,更是“驱动创新”的需要,而这正是《顺势而为,体行共生》一文中讲的“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,存同尊异,间道共生”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!

我相信,共生思维驱动创新的内生性机制形成之日,便是中国为国际社会健康成长,贡献中国智慧,讲好中国故事,?#36152;?#20013;国方案的新时代之时!

在这个意义上,黃奇帆先生下面的话就显得更?#23588;?#26234;而富有格?#20540;?#24403;!

“当今中国营商环境的最高的试验地就是自贸区,所有区县,地市州、各个政府都有营商环境改善要求,都有硬条件和软环境条件的要求,这些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、公开化、法治化的要求。

“营商环境国际化、公开化、法治化,是我们建设一切营商环境软硬件的最高标准,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、最迫切、最务实,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需求的。

“营商环境国际化还可以?#36129;?#25105;们更多开放,因为没有壁垒了,内外资融合在?#40644;?#21487;以更健康发展。同时营商环境国际化一定会带来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环境的交流,使得我们创新驱动发展得更好。

“营商环境国际化会带动我们产业结构调整完善,产业链布局更加合理,效率更加高,整个经济就能够?#20013;?#20445;持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产品的发展。”

说到WTO、FTA规则的“选择性搁置”问题,实际上涉及到近代以来三百年间,中国人对主权国家(Sovereign state)这一世界秩序(World Order)的態度变迁问题。我想把昨天未竟之言,干脆直白地表达出来。

“主权国家”这一世界秩序与中国照面伊始,中国官家一开始是以天朝上国(朝贡体系)自居,谈都不用谈,一口拒绝,多重防患(夷夏之防),更不用说遵守(蒋廷黻:《中国近代史》,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6)。

后经中英?#40644;?#25112;争,至日清甲午海战,被一些蕞尔小国打趴下了(一个严酷的事实是,被叫作“老百姓”而非“公民”的中国人,并没有全力支持当时的政府或官军,甚至反过来帮助洋人),中国朝野才慢慢有了从器物到制度,?#21448;?#24230;到文化争取成为的世界民族(主权国家)之林一员之志(孙中山-陈独秀-蒋介石-毛泽东)。

到今天,主权(民族)国家概念已然显现出越来?#35762;皇视?#22269;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格局的发展態势,我们中国官方立场反过来,翻了个个,比西方任何国家都似乎表现出坚决维护主权(民族)国家的世界秩序。别说处理诸多中国内部事务上动辄强调“主权高于人权”(Sovereignty over human rights),即使在赚外汇的国际贸易中,也动辄以维护主权为由拒绝营商环境的改变,甚至拒绝履行签字画押的?#20449;?hellip;…于是,18-19世纪拒绝主权国家后的种种尴尬,又以另一?#20013;问?#34920;现出来。

顺便说一句,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,但并不是简单重复,所以当下盛行的“修辞大于逻辑,立场等于方法”的各种历史类比推理,可以休矣(参看钱宏:《走出“利玛窦陷阱”——读李不太白先生、?#33258;?#20808;生两篇佳构有?#23567;罰?017.11.13,http://www.mbcaq.live/Finance/Blog/2017-11-13/1469976.aspx)。

但同时,由于当代中国名义GDP体量已居世界第二(实质GDP居世界第一,制造业GDP是美国的300%),国际社会又往往无可奈何(这既是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,又?#23545;?#36229;出中美两个主权国家双边利益之争的性质。参看《当代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?》《“社会优先”(Social priority)论——特?#21183;?#25191;政,中国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?》,2016.12.1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《经济要参》)。

只有一个人,意识到建立在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》(1648)基础上的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,到了改变的时候了,这个人就是基辛格(亨廷顿只是意识到主权国家背后的文明冲突),他在2014年出版了《世界秩序》这本书!

然而,改变或说重建世界秩序?#36127;?#23481;易?

17世纪当初?#20998;?#21508;国用三十年战争从罗马教皇那里争来的世俗国家主权及主体(subject)思想,及其逐步完善起来的一整套规则,如今早就遭到主体间性(Intersubjectivity)思想权利(?#21448;?#20307;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是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趋势)和国际贸易格局变化(价值链、供应链、产业链三链趋势生態圈推动零关税、零壁垒、零补贴三零规则建构)的双重挑?#20581;?/span>

于是,人类正处于又一?#21355;?#21490;大变局的前夜,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!

改变或重建世界秩序的第一动因,是改变思维方?#25509;?#20215;值取向,即哲学创新,这需要整合轴心时代近三千年以来,特别是近500年来的人类既有智慧。

即使是为了避免“三十年战争”(Thirty Years’War)和两次世界大战(Two World Wars)的悲剧重演,避免?#23435;洹?#29983;物武器?#32479;?#38480;?#25945;?#20214;下,不共生就可能共死而同归于尽的命运,人类也必须在哲学上超越“轴心时代”(Axial Age)以来的智慧创造,进入“共生时代”(Symbiosism Age)!

这显然超出了世纪长者亨利·基辛格博士的生理、心理、学理极限……

我作为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个新生思想者,不揣冒昧,搁置自己诸多生计诉求,勉力前行,几十年如一日地东西上下求索,于近十年逐步和盘托出这植根于每个人心里的“共生哲学”。是的,在人类觉悟发现的所有智慧中,只有共生(Symbiosism)智慧,具有非植入性,而是“生而具足又非?#26469;?rdquo;的。共生,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个体、群体心中,所有活体(人体、国体、政体、经济体)都具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。

共生是活体间的存在方式(Symbiosism is a being style between living bodies)。非共生状態,我们管它叫病態,一切活体的病態,都是活体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受到某种干扰所致。三分之一的病態,活体能够通过自组织修复,三分之一的病態很?#30740;?#22797;(如恶性肿瘤、心梗、爱滋病等),三分之一的病態可以通过“医/治”修复。治人体,与治理国体、政体、经济体的道理都是一样——恢复活体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!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有一个判断,叫做“没有敌人,只有病人。如果说有病人,那就是自己”。是自己的心念被堵住,只要心念打开,必会从各种关系中?#19994;?#35299;决问题的“间道”,所以佛教有句话,叫做“凡墙都是门”,基督教也说“上帝关上一扇门,又会开启一?#26469;?rdquo;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,存同尊异,间道共生”。

今天早晨,旅居澳大利亚的X君留言说:“仔细拜读了(指《顺势而为,体行共生》),很有启发。共生是中华哲学的核心精神,钱兄弘扬共生思想,是为全球智者提供思考思路。可喜,可贺,可敬”。X君曾为大国企驻外负责人,业余著有《中西文明比较与人类自觉——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重建 》,在他著述的过程中,也关于“宗教与文明之间的先后顺序与共生关系”、“普世价值思想体系成为与‘现代社会结构’共生”,以及“马克思先生实现共产主义的两个条件——物质极大丰富与人的充分?#26434;?#21457;展——是互为前提条件的共生体”等精辟论述。所以,他的鼓励对我很重要。

回?#35282;?#38754;的“创新驱动”背后的驱动力量问题。GF君和新西兰的P君说:政府也得发挥自组织力,专制力非自组织力。我说,政府也是由人控制的,人是由文化规定的,文化又往往是制度体制决定的。所以,现在的问题是,政府自组织力过度发挥,以至于把社会自组织力与公民自组织力的发挥空间压制和挤?#19994;?#38750;常有限,无法形成三大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格局。

从国体、政体、人体的活体间性正常存在方式上看,这就是一种病態。不幸的是,这种病態情况,正是“李约瑟之迷”“钱学森之问”与“熊?#35828;?#21019;新”的制度-文化-人性原因。这就又回到全球共生研究院副院长、罗马俱乐部成员C君从事研究课题:“共生思维驱动创新”这一根问题上了。

这样,黄奇帆先生倡导的完成中国软硬营商环境的八大要素指标,能否成为中国官方“有万利无一害”的共识,至关重要。

所以,超主权、超地缘、超血缘地重建世界秩序,是一个沉重的话题,我讲共生哲学,也只是一种愿景。谨在此祝福中国社会、中国公民、中国政府,也祝福世界!

 

陽子2019年5月18日于辽东灣童心公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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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万多年前,我们被散播在风中, 到世界各地去繁衍; 重逢和解后, 我们秉承不同的文化惯习, 灵动地走向英特网, 在各个场域自在共生…… ——?#21448;?#24935;之爱,到爱之智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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